亚洲太大，给人以巨大的遐想、创造与探索空间。研究亚洲不仅要掌握亚洲各地自然、人文、历史、语言等方面的准确信息，还应当回答亚洲在世界中的地位，亚洲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、价值与意义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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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学者墨菲说：“世界的一半在阿富汗以东和西伯利亚以南的亚洲：一半的人口和远远超过一半的历史经验，因为最古老的文明传统在那里成长。印度和中国早在欧洲之前就发展了成熟的文化和技术，并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技术方面领导世界2000多年。”

如果视亚欧大陆为一块跷跷板，亚洲在公元1500年以前是一直领先欧洲的，并一直处于跷跷板高高在上的那一端。但近代以来，亚洲落后了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？如何进行亚欧比较研究，并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？历史会不断翻转、不断循环吗？

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洲，约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9.4%，约占地球总面积的8.6%；亚洲人口约45亿人，占世界总人口约61%。幅员辽阔、人口众多的亚洲，每个区域都拥有独特的自然、文化、经济、政治特征。这一切都刺激着人们不断追问：过去所表现的内容是否正确，过去表现的本身意味着什么？

亚洲是复杂的、多面的、深邃的，也是积极的、向上的、世界的。我们要看到亚洲的广袤性、复杂性，也要看到它的统一性、一致性。亚洲的复杂性成就了亚洲文明的韧性、不屈与持久，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中华文明。

复杂孕育着伟大、孕育着未来，也造就了文化的丰富性、包容性。这需要一个巨大的错综复杂的智慧来理解与把握。相较而言，“两洋两国”这样较为安全的周边环境所带来的“例外论”，也许只是短暂的福利。

每个国家、每个民族都有历史，也都重视历史研究。历史、现实、知识与学术都要求我们从自身的角度、自己的立场在整体上审视亚洲、研究亚洲、把握亚洲、反思亚洲。其间，有这样几个值得关注与探讨的现象：

第一，为什么有人会感觉亚洲史不是世界史，尤其是东亚史不是世界史？背后的知识偏见、学术偏见、思想偏见是什么？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会形成这种偏见？究竟是“西方中心论”遮蔽了亚洲研究，还是“中国中心主义”掩盖了问题的实质？难道亚洲经验就不是世界性的，就没有普遍性吗？

第二，如何审视近代500年的亚洲史，尤其是亚欧关系史？这500年是“亚欧世界”的中心与边缘互换的历史，是“西欧”成为“西方”的历史，是亚欧大陆历史进程发生反转的历史，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？仅仅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所引发的种种革命造成的吗？我们该如何理解今日东亚的发展，历史进程会发生反转吗？

第三，亚欧大陆本是自然的一体，为什么会产生分野？倘若主要是由文化差异造成的，那这种文化差异又是如何形成的，差异的源头在哪，又是怎样演变的？

作为学科的区域国别在中国学术界、教育界已经取得合法性，当如何利用这一良机研究亚洲史、研究亚洲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史？我们的“新亚洲史”研究可能吗？新亚洲史的内涵、学理、边界、路径是什么？全球史、国际史、交织史试图超越以往民族国家史带来的弊端，对今日之亚洲文明研究会带来什么样的新启发？

第四，谁在书写亚洲历史？谁书写的亚洲文明更能反映真实的亚洲，更能代表亚洲的精神实质？什么可以代表亚洲文明？

应当看到，亚洲文明是漫长而多面的、不屈且包容的、复杂又统一的。亚洲不仅有中国、印度、阿拉伯等地的历史经验，还有其他文明的文化体验；不仅有“帝国传奇”，还有人类文明中最重要、最丰富的技术发明；不仅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明，还是佛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的发源地……

亚洲所具备的岂止是异国情调，更非东方主义笔下的负面形象。消除这些负面描述是时代重任，我们如何做？体现“欧美中心论”的东方研究正在被后现代主义、后殖民理论所瓦解，自下而上的历史强调的是世界历史中那些边缘的、未被代表的群体所拥有的观点。西方世界面临着学术转型，也面临着学术挑战。

文明的发展、文化的活力在于互鉴、在于包容、在于互融，我们须放眼世界、汲取精华。欧洲早年设立了各类伊斯兰、印度、汉学等讲席教授职位，他们积累的经验值得借鉴与学习。直至今日，相关研究成果仍不断出现。

比如，芝加哥大学的拉赫是以研究公元1500年至1800年间亚洲对欧洲贡献而著称的历史学家。他那深度与广度结合得堪称完美的《欧洲形成中的亚洲》提供了一个平衡看待世界历史的新视角。

我们要有行动的努力与不歇。既不要妄自菲薄，也不要目空一切；既要戒骄戒躁，也要自信自强；既要有敏锐的学术吸纳能力，也要有自己的领域、文献、方法。

我们要有推进学术共识的使命与担当。寻求知识的根本在于追求真理，真理就其本质而言是普遍的、超越国界的。“学术共和国”这一万神殿一旦竖起，就会引来众多的学术信徒，就会打破隔阂、摧毁偏见、形成共识。这是探索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支撑。学术为天下之公器，是对所有人开放的。我们不仅在为自己工作，为祖国工作，也在为全人类工作。

最后，借用德国学者、“大陆漂移理论”倡导者魏格纳的一句话来表达对亚洲文明研究的期待：“我们必须时刻做好准备，每一个新的发现——无论科学提供了什么——都可能改变我们得出的结论。”

（陈恒，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、教授）